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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弘治皇帝的话，同样也感受到了后诸多同僚们的目光，刘健缓缓的站立出来说道：“海是太祖皇帝时期制定的国策，起初的目的只是为了防患倭寇，但并没有限制百姓出海捕鱼，也没有限制商人出海经商。”

    “在成祖时期，我大明更是七下西洋，威名远播，这才有了后续四方来朝的盛世之景，但也因此加重了我大明的负担，同时东南沿海地区，商人只知利益而忘国法，为逃避税赋，屡屡假扮倭寇，致使历代先王逐步加严海，这才有了现在片帆不得下海的严格政策。”

    毫无疑问，刘健还是站在了周经这一边，一来他是河南人，是北方人，跟南方的世家大族、士绅商人没有任何的瓜葛。

    二来刘健也是有名的贤能之臣，一心为国，这也是他深受弘治皇帝赏识的原因，昨天他可是亲眼看到了来自天津的海鱼，更是亲耳听到了李东阳和周经向弘治皇帝汇报的况。

    对于刘健来说，只要是利国利民之事，他都支持，不说现在北方三省饥荒肆虐，纵然是没有饥荒，这海洋捕捞能够收获如此多的食，能够让沿海老百姓吃的更饱，他也是要支持的。

    而且对于南方这边商人一边私自出海牟利，一边又支持南方士林实行严格海的事，他也是一清二楚。

    之所以一边私自出海一边又实行海，无非就是为了逃税，大明的税本来就已经非常低，三十税一，但是商人们依然要逃税。

    盐商、粮商、海商、布商等等，在大明虽然商人明面上没做任何的地位，但实际上，因为税率极低，再加上都逃税，所以商人们基本上都是不需要交税的。

    大明中后期的时候在江南地区一年的商税银子仅仅只有可怜的几千两，说出去都没有人相信，偌大一个富庶的江南地区，一年的商税银子仅仅只有几千两，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明朝的商人逃税是何等的严重，在他们的眼中估计根本就从来没有交税这个意识。

    朝堂之上每当有人提出要征商税的时候，比现在的况还要更加糟糕，兵部尚书马文升提出大同边警，饷费不足，要求增加南方两税折银的数字。

    内阁三阁老之一的谢迁都站出来表示反对，他说：先朝因为南方赋税较重，所以用折合银两的办法来减轻。如果再提出增加，恐怕百姓不堪负担，结果马文升提出的议案没有被通过。

    除了逃税之外，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垄断大明对外的贸易。

    大明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等自古以来都是远销海外，根本不需要说运到欧洲去，即便是运到朝鲜、倭国、南洋等地区去，利润就已经极为可观。

    实行严格的海，一般的商人根本就不可能出海，只有那些真正的大士族、大商人可以出海，从而形成垄断，而垄断就意味着暴利。

    大明朝廷和皇帝虽然穷的叮当响，但是江南地区的士绅大族，盐商、海商等等哪一个不是富可敌国，扬州地区，富商为了争花魁的时候，几万两、几十万两银子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扔出去，一掷千金说的就是他们。

    对于这种况，刘健也很想要改变它，朝廷没钱，什么事都办不了，皇帝没钱更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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